国际经济危机正在促进新的技术革命，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抢占后危机时期的技术和经济制高点，国际市场竞争的格局也在变化。
改革的风险在当下，收益的实现却可能在远期。从当前事态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
三，由于政府有形之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为甚。通过减税返利于民条件成熟……究改革实质，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即政府应合理地有所为有所不为，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参与，减少审批权，转向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小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十二五规划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压力的存在。这句话在当下愈加显出意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维稳的收益在短期，风险在未来。
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推进改革，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第二，如何理解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调控物价？毫无疑问，把调控物价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既有利于解决周期性问题，也有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
做好短期行政措施和长期市场机制的制度衔接准备，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建议将小贷公司向银行借款专门用于实业投资的，可视作同业拆借，不占银行贷款规模。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中国目前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美国危机后持久的深刻的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阶段。今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出，必须也仅仅是以公共财政、事关民生的支出为限，确保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
因此下一步的财政政策，一是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二是应该加快财政自身支出结构的改革。结构转型时期物价上升的压力，恰恰遇到明显的经济周期特征的影响。
具体到当前的调控策略，应是一边坚持暂时的行政措施，一边抓紧有利于中国房市健康发展的长效制度的研究和政策储备。二是政府有担保的，必须按照1995年《担保法》依法严肃处理，不能下不为例、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可以说，即使在国内、国外周期性货币因素减弱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较长的时期，物价问题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通过舆论等监管，协助国务院落实新非公36条。
解决以后的外汇储备增量，主要靠改变发展方式诸项政策的调整。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简单支配、调控的。然而真要转变，又感到困难重重，缺乏信心。加快外汇储备战略性、多元化运用，严堵热钱流入。
这是正确判断全球危机后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特征。这些措施在暂时部分解决了宏观调控目的的同时，却积累了不少新的问题，为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结构调整，增添了新的压力。
面临新的经济局势，过去曾有效的政策框架和部分的执政经验，已难以培育结构转型要求下消费主导的新增长动力源。在扩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改革支出的同时，确保收入分配改革中各项必要的补贴支出。
只要整个金融体系是基本稳定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就不必担心硬着陆。经过这几年的政策改善和努力工作，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数量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支配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将逐渐趋缓。尽管如此，在这轮调控中能否做到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仍然事关调控全局。那么，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什么？在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面临外需的减少，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必须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加快推进大国经济体以大国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中国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只争朝夕，又需要继续采取能体现现行渐进特征的多味中药方，选择兼顾长短期问题、包括以市场手段为主，配以适当行政措施在内的一整套工具箱。
对历史积累的巨额存量问题，首先要看到，这是经济全球化史上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许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广场协议前，日本又出现企业资金需求下降，社会资金过剩，经济增长失去方向。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
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这期间，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当地生产的汽车产量却由60万辆增加到了170万辆。
当时，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进入 夏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日元升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
但当主要是金融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要求时，特别是在国内实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时，要特别谨慎。日元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两次升值，都使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
人民币升值压力正在加剧，主张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的声音非常响亮，为此有必要再度回顾当年日元升值的历史与教训。此时，金融扩张成为企业利润重要来源之一。
为应对币值升值压力，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为市场寻找新的需求、技术创新和对外投资等提供支持，但不能过于寄托宽松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虚假的需求刺激。日本汽车对美出口数量(含商用车)，1986年为350万辆，之后逐年减少，1992年降到180万辆。
汇率升值应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措施相配合。但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此时，日本政府积极干预，帮助美国稳住金融市场并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直至1989年5月。在日本产生资产泡沫的两次汇率升值中，日本政府都采取了扩张型金融、财政政策。
否则，容易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资产泡沫产生。美国修改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竞争条件。
金融自由化与财政重建，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汇率升值前后金融自由化措施不协调、不衔接。
辩证对待汇率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刻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背景，仅是一国的某些政策无法根本扭转。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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